土改第一村的“暴风骤雨”|影像中的党史9

  1961年,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故事片《暴风骤雨》公映。影片中那个叫“元茂屯”的村子,原型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。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东北乡村,因周立波的小说《暴风骤雨》及随后改编的同名电影声名远扬,从此有了“中国土改第一村”的称号。

  改编自作家周立波参加东北土改的线年,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《暴风骤雨》在全国上映。影片开场,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和战马的嘶鸣,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演员于洋饰演的东北野战军某营指导员肖祥,接到一项“新的任务”。

  周立波是1946年冬天来到尚志市元宝镇的。此时,正是东北冰天雪地的季节,农事不多,周立波经常同贫苦农民一起唠嗑,倾听他们无拘无束的谈天。就是在元宝镇工作的这半年,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。

  于洋原名于延江,1930年生人。参加土改那年,于洋16岁。土改经历给于洋塑造工作队队长肖祥这个角色提供了便利。“我拍这个电影之前看了《暴风骤雨》这部小说,特别亲切,好像它那里写的每个人物、每个场景我都见过。所以拍这部电影我演肖队长,我太有这个生活了。从我的装饰:服装怎么穿,绑腿怎么打法,戴的什么帽子,大衣怎么穿法,外边套什么棉袄,里面穿什么单军装……当时我土改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。”

  于洋饰演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肖祥,是有原型的,他就是当年元宝镇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萧洪达。

  据今年83岁的元宝村村民罗庆宝回忆,他是8岁那年见到萧队长的。“萧队长?见过!大高个儿,老威武了!头一天来,在元宝的十字街宣传土改工作队怎么厉害,说元宝、尚志这一带地主、富农的东西归穷人所有,大伙儿都不敢相信呐!就寻思他说胡话呢。地主家的地都这么多年了就给分了?哪有这个道理呢。怕八路军走了,地主把地再要回去……(所以)大伙儿说‘真的吗?’‘真这样吗?’……都怀疑。”

  赵雪春:你第一个伸头的,有真话你敢说,798200.com我感觉也需要挺大的勇气。我爷爷跟我讲,他那时候小,我太爷爷跟人工作队讲完,家里窗户都让人砸了,房子差点儿点着。三间小草房,本来就没有衣服穿,再把房子烧了……我太爷爷那会儿,反正就是穷了,要么我饿死,要么我为大家伙做点儿什么贡献,左右也是这么回事,还不如我去跟大家伙儿说,让工作队怎么把这件事处理好。

  影片中这位“敢说话”的年轻人名叫郭全海,是小说《暴风骤雨》下卷的中心人物,一个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。

  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今年已96岁,郭长兴曾回忆,土改工作队最初遭到“冷遇”,群众对工作队不了解,心里画了很大的问号,都怕他们待不长,土匪回来报复,所以老实贫苦的农民不敢接近工作队。面对这种局面,工作队拿出了人的看家宝——发动群众。他们走门串户,访贫问苦,还到田里帮助农民兄弟劳动,一边干活,一边唠嗑,交知心朋友。

  一场“暴风骤雨”后,农民们迎来的是雨过天晴和胜利果实——韩六爷在穷苦百姓的唾骂声中被押上审判台,几千年的剥削与压迫一夜间崩塌,再不复返。

  据统计,至1947年3月,东北全境三十九万亩土地被重新分配,四百六十六万百姓成为土地的新主人。当时还是“小小少年”的罗庆宝也不例外:“儿童团、妇女会、老年团那时候唱的歌叫‘大风吹散了满天云,咱们村来了民主联军;清算恶霸大地主,穷棒子哥们儿翻了身;有吃有穿有房住,从今以后不受贫’,编了一套嗑儿,可合辙了,大伙儿唱。那时候贫下中农对印象老深了,说这军队哪儿来的?天上掉下来的?向着农民。哎呀老高兴了,拥护!”

  赵雪春:我太爷爷那时候是七口人,分了七亩地,我家要了五亩地,剩下二亩地换了一头牛,完了靠这头牛种地。头一年开春种,到秋收的时候大伙就看出利润了,最起码你家能吃饱肚子了,还能拿粮食去换点儿钱,能穿上衣服了,就是这种心情。

  赵雪春:就怕种完地,地主再给你搞破坏,所以大伙儿都去看地主去。最有意思的是晚上一家带个窝头,三四个人一伙,天天晚上轮班,在地主家门口一坐,就在那瞅着,看他出不出来,别祸祸谁家地。工作队走了之后还有队员留在这地方做工作,带领大伙儿种地,有的就落到这个地方。那会儿来的时候都很年轻啊,从那以后就在这儿娶妻生子干事业。我感觉那时候应该也很难,但坚持下来了,才有了“土改第一村”。

  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,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政治、经济上翻身的农民真心诚意拥护,他们以支前、参军等方式积极投入到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中。

  回想七十多年前发生在元宝村的那场“暴风骤雨”,老支书张宝金这样评价土地改革对元宝村的现实意义:“比别的村基础好,特别是组织上,一召集,人心比较齐,觉悟比较高。所以我在这儿当书记,也得谢谢‘暴风骤雨’那时候打了一个好样子,土改搞得好,发展工作做得彻底,对特别有感情。一提的事儿,跟着党干、听党的话,没有错!一号召,什么事儿都积极地响应。”

  张宝金1980年开始在元宝村当书记,也曾见过元宝村的“低谷”时期。那时候,元宝村种地靠贷款、吃粮靠返销、生活靠救济,村里还有27万的外债。是改革开放,让元宝村焕发生机。小木农具加工厂、卫生筷子厂、建材厂、铅笔厂……除了科学种地,元宝村办起了一个又一个村办企业。最红火时,元宝村的铅笔年产量曾占全国四分之一,远销日本等国家和地区。1989年,元宝村产值达到一个亿,曾经的“光腚屯”成为改革开放后黑龙江第一批“亿元村”。

  赵雪春:那时候家里地种得很少了,假如不想种地了可以包给别人种,大家伙儿都上企业上班。像我那时候刚上班,一天10块钱,一个月300块钱。那时候300块钱得多值钱。当时我18岁,九几年,我上班头一个月开支,我们企业每人20个鸡蛋,再开一个月工资,那感觉!从生活上、物质上,就感觉不一样了。

  元宝村七十多年来的生动变化,正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缩影。2012年起,受国际市场和国家森林停伐政策影响,“亚洲铅笔之乡”危机重重。元宝村又开始了新的产业升级。

  赵雪春:“土改”也是一种文化,它能带动农民的思想,就像一种动力,能把这种精神传播下去,最起码你敢跟地主抗争,跟天”抗争。没有“土改”,就没有元宝村的今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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